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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合而为谋（第1页）

高宗朝永徽六年十月，高宗视来自自太宗朝便为朝中元老的众人之反对于无物，不再接受任何人关于改换皇后的建议，毅然决然下诏废黜王皇后，并于不足十日后之十一月，立时为二品昭仪之武则天为新后。

废旧后立新后，其中主要缘由之一，是为于太宗朝贞观年间深受太宗重用的一众旧臣，早已拜相，位高权重，权倾朝野，屡屡甚有以相权处处干涉、牵制高宗皇权之举动。

遑论时为二品昭仪的武后究竟用了何样方法，于高宗心中留下此般非立她为后不可之考量，只以皇权抗衡相权一事而言，身边的皇后，也不当为那些太宗朝元老遗臣之其中某一位的族人。

总而言之最终，即便不堪说是于情于理，武昭仪成为武后，于高宗自身而言，是一件百利而无一害之事。

有了武后在身边支持，高宗于次年——显庆元年，着工部集结工匠重建被毁的洛阳乾元殿与应天门，且特意再着礼部支援、监造，其用意明显，百官万民皆心知肚明，只待紧随其后一事发生。

又次一年，显庆二年二月，高宗携武后与过半文武百官，不顾迢迢千里，自长安始，正式移驾洛阳。

颁布可称作是不吝美言，其中将洛阳美赞称为“中兹宇宙，通赋贡於四方，交乎风雨，均朝宗於万国”之《建东都诏》，同时将洛阳改称为东都，洛州官吏员品移制于雍州。

由此

，大唐得成东都、西京两座都城共治之局面，而高宗朝以来，一直持续不断的皇权、相权之争，也以两京共治为结束，西京再无元老得以制约高宗。

然以史为鉴，凡国君行过大事要事，一国君主或体况、或精神，大多皆受重大改变之损，而心力交瘁。

移驾至东都后，第五年，高宗时常自觉头昏目眩、耳鸣鼻塞又浑身发热不止。

改太宗朝逢三日一朝为每日一朝后，高宗从未有这般体力缺欠，精神不支之状，而御医诊断却只言圣人劳力操心过度，肝肺缺欠，气血不畅，长此以往，恐不堪重负，而将已然不胜之体况置于更为危险之境地。

御医虽未言明，也未有劝服高宗以身体为重而暂缓国政之胆量，但借由时不时向武后阐明圣人症状，透露高宗身为一国之君，理应适当长休养息。

言语不明，但其意足矣，高宗已然自感不适许久，若非接连皇后易主、设立东都，实全然不得空闲，难抽开身以休养生息，否则亦不至直到身体难耐，这才被迫休养。

令高宗未曾先行一步考量的是，自身因迫切想要独断朝纲而落下的病症确实为真，武后因高宗落病而劝慰高宗暂行休养，却并非发自真心。

或言，欲让高宗休养是真，但其意并非是望高宗康复，而是愿高宗就此远离朝堂，寻人代政。

寻人代政说来轻巧，朝中有何人可代政，又当由何人代政

，又是一番要让高宗再度定夺之事。

思前想后，高宗自不得弃朝政于不顾，草率选出一人代政，之后全然安心养病，更不得如眼下这般全身全心投入国事，伤及身体。

所谓带病治国，于臣于民皆落“勤勉于政”一词，然万一于朝堂之中驾崩，就算落一“千古流芳”“永垂不朽”又如何，大唐终将落于他人掌控之中。

“你，即日起便同朕一道上朝，如何？”

在何人都不可信任，又不得不选出一人置信之情状下，高宗对武后说出武后求之不得的一句。

后宫涉朝，垂帘听政之事，历朝历代都得见，然此时已得了皇后之位的武后，自然不满足于只是坐于高宗身后的帘内，将满朝文武所言听过记下，再同高宗返回寝宫时，以此相谈。

她想要做的是，如高宗摆脱众元老重臣的牵制与束缚那般，终有一日彻底摆脱高宗的限制。

故而“一道上朝”，只是武后筹谋的第一步。

得以进入朝堂后，便有了与众朝臣直面的机会，一面先行了解众人状况，为他日行排除异己，扫清朝堂之中障碍做预备；另一面又可提前组织于自身有用之人，集结力量，培植私人势力，以期将来得以进一步掌权。

然这般动作，如何不得由帝王之路走得同样艰辛，且皇位坐得异常不安稳的高宗察觉，几经斟酌之下，便有了废后的考量。

常言“预则立，不预则废”，然终

归预与不预，皆须以时机相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