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就借一只耳朵听了听——KingCrimson的《二十一世纪精神病人》。
然而不等走出三角楼,耳畔便响起那个熟悉的旋律,渐强、反复,尽管配器完全不同。
我以为自己早己忘记,心里却还是咯噔了一下。
三月十二,也就是4月20号,是姥爷生日,以更换二代身份证为名,我回了趟平海。
尽管如此,母亲还是不太高兴,至少表现得不太高兴,她说周末派出所又不是没人值班。
我假装没听见。
午饭直接在小礼庄吃,那股闹腾劲儿跟去年大寿比,也没差到哪儿去。
下午醉醺醺地去做了信息采集,前后折腾了一个多钟头,完了给王伟超打了个电话。
晚上呆逼们在柳絮纷飞的平河滩上吃了顿户外烧烤,王伟超主烤,不喝酒是不可能的,虽然母亲叮嘱在先。
到家时得十点过半,母亲在电视柜旁吹头发,见我进来,她只是歪了下脑袋,没吭声。
我叫了声妈,她才转过身来,关了下吹风机,马上又开了——我也说不好,或许只是调了下档。
我问奶奶呢。“睡了呗,”她瞅我一眼,“不催你就不知道回来!”
我坐到沙发扶手上,笑了笑,没说话。
“你说说你啊,时间还安排得挺满当。”她把头歪向另一边,接着吹。
我像个大人物那样叹口气。
母亲笑了下,很快又没了音——起码在嗡嗡声中听不见了。她穿着粉色睡农,香喷喷的,暖风把这种香喷喷无限放大后,吹到了我的脸上。
“我爸呢?”我靠近母亲,夺过吹风机,“还没回来?”
“完了,完了!”她挣扎了一下,很快抻着脑袋侧过身去。
我吸了吸鼻了。不知是酒精还是嗡嗡声让我的脑子有点发麻。
“你爸啊,小礼庄呗,说一会儿回来!”吹风机的轰鸣中,她声音很大,叹气声也很大,“正打麻将!”
我轻轻“哦”了一下,也不知道“哦”给谁听。那头青丝在我的手中滑过,感觉很奇怪,所以我说:“头发长了。”
“那可不是长了,还能越长越短?”母亲笑了笑,很快抬起头,“换小档啊,啧,我自个儿来得了!”
我也有样学样地“啧”了一声,很快换成了小档。
“凉风!”
我又换成了凉风。这次没“啧”,而是打了个酒嗝。
“没喝酒是吧?”
我笑了笑。
“弄完赶快洗个澡,臭死人!”
“我咋闻不到?”
母亲没理我,而是转身撑住了电视柜。我也顺势一屁股坐到了电视机旁,这下舒服多了。
“啥时候走?”
“明天啊,又不是不知道。”
“说得跟你妈撵你一样。”她侧过脸来笑了笑。
“那就不走了,明天星期四,星期天再走。”
“行了你,还知道自己姓啥不?”她白我一眼,轻轻来了一肘。
我肯定笑得很夸张,捏住那头青丝高高扬起,就这一瞬间,母亲衣领处的什么东西在我眼前晃了晃。
确切说是右颈侧靠近锁骨的地方,靛青色,隐约能看出是个弧形,像朵褪色的花瓣。
起初我以为是什么颜料,比如红药水没擦干净,或者衣服浸湿后掉色,但这个想法未免荒唐——因为齿痕在褪色的弧形里清晰可见。
母亲还在说着什么,脖颈上的青色脉络在眼前轻轻跳跃,我感到手滑滑的,仿佛融化了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