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炽听完后,突然觉得有些啼笑皆非。
在后世的时候,经常有人嘲笑古代的狂妄,他们却不知道古代的辉煌。这个辉煌并不是单指武力,而是文明。
包括后人对礼的鄙视。
古代礼乐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口腹耳目的嗜欲,而是要以此教训百姓,使有正确的好恶之心,从而归于人道的正路上来。
人生来好静,是人的天性;感知外物以后发生情感的变动,是天性的外部表现。
外物来到身边后被心智感知,然后形成好恶之情。
好恶之情不节制于内,外物感知后产生的**作用于外,天理就要泯灭了。
外物给人的感受无穷无尽,而人的好恶之情没有节制,人就被身边的事物同化。
人被外物同化,就会灭绝天理而穷尽人欲。
因此,强大者胁迫弱小,众多者施强暴于寡少,聪慧多智的欺诈愚昧无知,勇悍的使怯懦者困苦,疾病者不得养,老人、幼童、孤儿、寡母不得安乐,这些是导致天下大乱的因素。
所以制礼作乐,人为的加以节制:以衰麻哭泣的礼仪制度,节制丧葬;钟鼓干戚等乐制,调和安乐;婚姻冠笄的制度,区别男女大防;乡射、大射、乡饮酒及其他宴客享食的礼节制度,端正人际间的交往关系。用礼节制民心,用乐调和民气,以政治推行之,刑罚防范之。
乐的特性是求同,礼的特征是求异。
同使人们互相亲爱,异则使人互相尊敬。
乐事太过不加节制,会使人之间的尊卑界限混淆、流移不定;礼事太过不加节制,则使人们之间离心离德。和合人情,使相亲爱,整饬行为、外貌,使尊卑有序,便是礼乐的功用了。
最后达到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呢。
例如商人挣的钱不用来压榨,而是反哺乡邻。
犹如西方一小国的商人,在国外贸易中小有成绩,却守在自己的家乡,对外挣来的几百万的钱不是用来享乐,而是捐赠给家乡的体育队伍,办了一场家乡百姓们参与的热闹活动。
不同的社会环境,商人为了利益谋财害命,还是成为令人赞扬的贤达,就是不同的表现,需要的是社会环境的文明来引导。
“自古以来,学问无非是唯心和唯物的问题,还是两者兼容。”曹端见太子殿下仿佛听得懂,于是更加详细的解释说:“不同的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同,学问也有不同的发展方向。”
“比如先秦都在强调一个道,意思就是说世界的发展是由道决定。”
“至于什么是道,各个流派都把自己的想法和认知塞进去。但共同特点就是承认道的存在,比如儒家学派在易经当中就提到到一阴一阳之谓道,这等于说道是由相互对立的两种力量转化的结果。老子在道德经当中提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认为道很难定义,可以诉说的道不是长道,不是一般的规律。”
“单独承认世界,万物实物之外,有客观规律的存在。”
“所以易经才提到,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通俗点解释就是有形的物质的都是实物,就是器。而实物之上有客观规律的存在,所以形而上谓之道。”
曹端说到这里,停顿了片刻。
朱高炽露出好奇的眼神。
曹端犹豫了一会,然后说道:“太子殿下喜欢复古,虽然有些道理,其实古代对当下大明学术界的世界观和物质观的问题并没有深入研究。”
“基础是很唯物,但也就是碰了一下就没有深入了,如孔子所言六合以外存而不论,未知生焉知死等。其实是承认有客观规律的存在,但不去想它了。”
朱高炽不以为意。
他当然知道古代的研究水平,肯定没有后世的高度,但是要考虑历史的局限性,他更看重的是发展,不光是经济的发展,以及思想的发展。
不过这些事情,没必要与曹端详细辩论,因为自己并不打算与曹端进行深度的讨论优劣,而是了解当下大明学术的发展水平高度。
每个人的思想不可能完美契合,正如《礼记·乐记》中所言求同存异,找出共同点,保留不同意见。
曹端见太子殿下没有反驳,松了口气后,继续说道:“不过宋朝时期,学术有了大进步,这一块上宋代理学的兴起在补全,这是宋代理学吸收了佛家思想的基础上补全的。”
“其实现在大明的新学和理学内核有些相似,认为天有常有理有规律,需要格物致知。”
“新学和理学的区别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