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坚定的“反共先锋”,躺在病床上的张安平,在防共委员会成立后,毫无疑问的成为了该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于是,躺在病床上的张安平,在第一时间获取了无数隐秘的反共情报。
其中最让人侧目的是某位顽固分子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回到山东后的发言:
宁亡于日,不亡于共;
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
这份发言被转交防共委员会后,争议颇多,但受到了不少顽固分子的追捧——作为该委员会的一员,张安平自然收到了这份发言。
“很好!非常好!非常非常的好!”
张安平咬牙切齿的“夸奖”着这份发言——天杀的混蛋,这份发言,你对得起自淞沪会战起,上百万中国军队的伤亡吗?
宁亡于日?
日可以不抗?
那他妈还抗什么日啊!
愤怒之余,张安平现在就迫切的等待着接头人联系自己了——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八字方针后,他就暗中发出了联络信号,想跟钱大姐留下的重庆的联络人碰头,但联系信号发出去后却始终未能见面。
他本来想将情报暗中送去曾家岩的,后来一想,速记员这时候就业了,这份情报就没必要送了。
1939年2月11,北方小年,正式从医院出来的张安平,因为受伤的缘故,还未得到回上海的允许,便在局本部兼职宣传业务——主要负责汪某人叛国后的针对性宣传。
这一日,他终于等来了回应见面的信号。
钱?
看着回收广告中的落款,张安平大喜,难不成是钱大姐?
当日下午,他便向戴老板的秘书丢了张请假条,上书:
我要去接头
随后便大摇大摆的离开军统,赶往约定的地点——
“反共先锋”“防共委员会委员”便是如此嚣张。
化妆后的张安平一眼就看到了在茶馆中的钱大姐,激动之余确定周围没有埋伏后,才跨步进了茶馆。
“钱大姐。”
听到熟悉的声音,钱大姐才确定眼前这个邋里邋遢的担担工就是大特务张世豪,她哭笑不得——这家伙果然是什么都能装。
再次见到张安平,钱大姐其实是很激动的,不过她知道张安平的性子,生怕这小子给点染料就开染坊,便故意板着脸:
“不是说过嘛,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启用重庆的联络信号。”
张安平当然早就看出了钱大姐的欣喜,可没想到被钱大姐给“斥责”了,他心道:
我就这么不靠谱么?见面都需要敲打……
张安平赶紧进入正题:“有点事——这边五届五中做出的八字决定您知道吗?”
“你说。”钱大姐自然收到了这个,但情报嘛,你懂的。
“这边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八字方针,通过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另外还成立了防共委员会——”
张安平弱弱的道:“我是该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