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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九十一章 君臣相得（第1页）

布衣首辅第一卷小元霸第二百九十一章君臣相得「三个字：不平衡！」李丹斩钉截铁地说：「地域发展、文化水平、流通分布的不平衡造成了这三个矛盾，也就是当下朝廷面对的痼疾。」

赵拓很认真地听他讲，原来李丹认为差异化是造成三大矛盾的主要根源。「为什么呢？朕没明白。」

这会儿又没旁人，他说话也毫无顾忌，这要在别人面前，赵拓好歹得维持一个皇帝的体面，绝对不能说自己不明白这种话的。

用外面池子里的流水打比方，李丹告诉赵拓任何资源都是从高往低流动，这叫流水不腐，假如阻止了这种流动，就会发生需要水的地方没水干涸，而水多的地方失去流动性形成涝灾或腐水的现象。

「现在的南方就有些像水潭，那里面的水多得快要溢出来，我指的是财富、人才和各种物质，从粮食、丝绸到矿产、木材。

原因是厄古人占领后采取的宽容和怀柔政策，虽然粗放管理对汉文化有所损害，但不能不承认他们对汉人只要不造反干啥都行的态度，反过来促进了商贸的发展。」

李丹分析说：「为什么造成这样的情况？是由于独尊儒家导致历朝对商人采取贬低和蔑视的态度，那么现在有个执政者打压儒家了，商人阶层便得以抬头。

挣钱终于成为可以拥有体面的一种通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前朝有许多商人因擅长经商、能为统治者带来财富而登上政坛。」

赵拓逐渐明白过来。这样的结果就是自己的家族得以以商贾身份获得团练使地位，为后来起兵毫州打下了基础。

在李丹为他逐渐展开的历史画卷中，许多像赵氏这样的家族在推翻前朝的大浪中推波助澜甚至直接参与。

比如占据凤阳的郭子兴家就在当地拥有许多生意，导致他只想守家不想扩张势力。

又比如安徽刘福通，巨富大商之家，被钦差勒索后怒而起兵，还有湖北开布店的徐寿辉等。

「大战之后百业凋零，世家大姓自南宋末至本朝初已风雨飘零。唯有商贾之家富有，也有余力资助他人或培养子弟习文为官。这就造成了我朝不至于刻意贬低商贾的风气。

然而即便如此，国朝初年的科举情况与当今根本无法相比！一百二十名进士，其中还有三个朝鲜人和一个安南人。可见当时汉家文化的凋敝到了何种地步。

于是太祖大兴文道，礼敬读书人。短短二十年过去，科举取士人数达二百三十三人。臣翻阅同文馆记录，并做过统计。

朝廷七品以上官员，百人中进士出身所占比例第一届科举后仅有不足三人，而二十年后这个比例上升到三成！

国朝初年有实授职务的文武官员比例接近一比二，明显文少武多，但二十年后这个数字颠倒过来，文官成为主力。

从这些数字里，陛下可以看出这种平衡是何时、怎样被打破的。

发生这一切的原因，是朝廷策略从征服和占领转移到休养生息上来，但副作用是文官增多后，随着地位提高、权柄日重，他们开始出现高高在上的心态并对武职采取贬低的态度。

皇帝治理天下倚重文化人，而文化的控制权在文官，武官就被说成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一群！」

「呵呵，卿说得妙极，正是如此！」赵拓抚掌道。

「陛下，这里面的关窍，在于‘文化的控制权在文官！」李丹点了这句之后接着说：

「这样一来事情就失去了平衡，好像所有戥子都摆在文官那边了，武官这头过轻于是便会翘起来，两者的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

「哦！」赵拓坐直身体想了想：「卿的意思是，朕该把戥子放回武官这边一些？」

「陛下为君，最重要的事务就是‘权衡天下！」李丹把最后这四个字一字一句地说出来：

「任何事，最高的裁决者是陛下，但这不是说任何事都需要陛下来做决定，而是说陛下拥有决定衡量事物轻重、先后、缓急，以及判断是否合乎律令的最高裁决权。

衡量的目的，就是要在以皇权保证的公开、明了的标准下，实现‘公平，让任何事务不致失衡！」

赵拓两眼亮晶晶地注视李丹片刻，重重点头：「然也！请接着说！」

「既有失衡，那便要适度调节，将过多的戥子去掉些来实现差平，维持两者的平衡。」李丹又打个比方：「国家就是杆永远在摇摆中的称，只有上天知道它何时会不再失衡。

但人们必须知道，这杆称的提绳必须、只能握在皇权手中。任何事物都要放上去称量，不断有戥子增加或者减少。

当秤杆相对平衡时便要称量其它事物，直到下次称量发现仍有不平衡时，再重新调整戥子。这称量的工作，便是陛下的责任。」

「好！」赵拓听得兴致勃勃，立刻道：「爱卿，天色不早，不如拿酒菜来，咱们边吃边谈，如何？」

「是臣疏忽了。」李丹连忙告罪，到楼梯口唤桃娘，要她亲手做些羹汤小菜来。

等酒菜的功夫，李丹又向皇帝解释南北和铜钞这两件事。在他看来，南北失衡源于前朝对臣服已久的北人和最后臣服的南人之间管理策略的差异。

当时北方行世侯制，管理严密、多行胡法，人皆崇尚习武从军获取官职。南地则粗放宽容，只要不造反干啥都行。

厄古人对汉学的态度仅限程朱理学范畴，连诗赋都被剔除科举科目，这样的结果导致文人思想僵化、局限。

文人失去进取通道，大多转向商贸、戏曲、印刷等与文字相关行业，参与科举者亦少，诺大帝国，十六届科举仅取士一千一百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