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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二十六章 经学(第5页)

姜星火似是有些刨根问底:“再后来呢?经学忽然就没了吗?直接过渡到北宋五子的理学了吗?”

“这”

这次柴车也答不上来了,柴车看了看郭琎,郭琎也不知道。

如果姜星火不问的话,其实平常他们好像也不会去想这些问题。

就好像,从三国到北宋这740年的历史,一直在打的头破血流,学术思想就像是断层消失了一样。

那么,真的消失了吗?

当然不是。

那为什么现在的读书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答案也很简单,这就是程朱理学故意制造出来的、人为的“学术历史断层”。

这段从三国到北宋的思想史不是不存在,而是被程朱理学刻意屏蔽掉了。

之所以要屏蔽掉,是因为程朱理学的道统,是直接从孟子那里过来的,所以中间这段时期的学术思想,大多是跟程朱理学不符的,即便不唱反调,也合不到一块去,就干脆都屏蔽了。

程朱理学从来不讲这些历史,甚至如果不是经学的影响力太大(五经没法绕开),经学的东西,程朱理学都不怎么讲。

现在的读书人都不怎么了解经学的历史,自然更不可能了解经学以后,到理学出现之前,这段长达740年的历史,华夏的思想界,到底是怎么变迁的。

“三国以后,南北朝时期,正如地域上南北分治那般,思想上也分裂成了两部分,也就是北朝经学和南朝经学,即‘北学’、‘南学’。北学墨守东汉旧说,以分析解释先秦儒学经典的章句训诂学为主,走的是古文学派的路子。而南学则是偏离了今文学派的路子,历经宋齐梁陈,受到了佛教的极大影响,演变成了玄学,主要发挥《礼记·中庸》里面的天命心性之说。”

“你们猜猜,为何会有这种区别?”

陈姓士子答道:“大约是北朝皆是异族入主中原,学术研究受到压制,既不能托古改制,也不能承认异族天命,所以只好埋头于故纸堆中而南朝则是北伐无望,即便有白袍入洛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诸如梁武帝萧衍等皇帝沉溺于佛教之中,长期歌舞升平,失去了奋争之心,自然就只能谈天命心性了。”…。

姜星火点点头,有些偏颇,但大差不大。

实际上,北朝的儒者也没那么有骨气,甚至到了南北朝中期,北朝就已经自认中原正统了,高门大阀们瞧不上那些南渡的,认为南方才是蛮夷之地,而南朝也是这么想的。

“南北朝结束,到了隋唐时期,孔颖达与颜师古等人编写《五经》义训,总结了南北朝时期南朝玄学和北朝章句训诂学各自的特点,由此对前代纷杂经说进行统一整理,编撰出一套统一的经书注释为标准,使士子学有所宗,科举取士有所依据。”

义训,就是依据传注而加以疏通解释之意。

这个版本的《五经义训》或者说《五经正义》,其中《毛诗》与《礼记》主要采用郑玄注释版本、《周易》主要采用王弼注释版本,《尚书》用孔安国传、《春秋》则用左传,在借鉴前儒的基础上,孔颖达删修笔削数易其稿,史书记载“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剪其繁芜,撮其机要”,最终稿的质量相当之高,因为有所取舍侧重,所以基本上没有官修书籍普遍杂而不纯什么都往里塞的毛病。

实际上,孔颖达不仅开创了“义疏派”,成为唐代官方经学的标准,并成为科举考试教材,而且其人画像在贞观十八年就进了凌烟阁,贞观二十二年孔颖达逝世的时候直接是陪葬昭陵的待遇。

可惜,如此一代儒宗,在程朱理学的刻意掩盖下,基本没什么人知道了。

至于为什么掩盖,主要原因就是朱熹在注释四书方面下的工夫很多,但五经则不然。

朱熹一本《四书章句集注》,确实可以自傲地说注透四书了,这个没得黑,姜星火也得承认。

但五经方面,书类,朱熹没注过,诗类的《诗集传》,易类的《周易本义》,礼类的《仪礼经传通解》,都只能说水平有限,春秋类的话,朱熹没正经注过,《资治通鉴纲目》算是他史学观点的体现,但经学是最讲究诂训的,朱熹这种喜欢断章取义另创新解的选手,在经学这种发展了近千年的完整体系面前,根本就没有断章取义的余地。

为什么?

因为能解释考据的地方,早就被古文、今文学派和后来的南、北学,乃至唐代“义疏派”解释考据完了。

所以,朱熹所以五经方面并未超过唐代《五经正义》的体系,也就不愿意多谈了,自然就会选择掩盖。

(本章完)

39314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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