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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闻言后连忙点头应是,心中却有些疑惑圣人对这个名为张九龄的举人感官究竟是喜是恶,而来日就案监考时,他究竟是要凭才取人,还是要循圣意取舍?
他并不知这也是圣人对他的一个小小考验,想借此看看他是否已经具有进入政事堂的资格。
张说也是一个少年成名的典范,永昌年间制举夺魁、惊艳河洛,凭一己才力突破了家世的不足,获得许多时流名臣的欣赏。进入开元后,在朝则历任台省,在外则经治地方,可以说是皆有建树,到如今资历上也已经足堪拜相。
但不同于宋璟的入朝便立即拜相,李潼对张说还是有所保留,不是因其才能有逊,而是因为这家伙太聪明了、以至于原则性不够强。
眼下开元政治井然有序,倒不存在什么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凭张说的才能资历,拜相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是早是晚,区别却很大。
眼下的张说,年纪还不到四十,但时誉已经颇著,在士林文坛中的声誉已经威胁甚至将要超过李峤这位老国手,即便此际拜相,也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但张说为人灵活、社交能力极强,壮仕之年便高居宰执的话,一旦原则性与自律性稍逊,就非常容易滋生朋党、逾越本分。
这也是李潼一直对其且用且防的原因之一,如今内外事务日渐繁多,他的确需要执政能力极强的臣员待在政事堂。诸如钟绍京等旧人虽然忠诚可靠,但在能力上却有逊色,所以即便拜相也往往担任并不长久。
如今政事堂几名宰相,也不是李潼理想中的最佳组合,像户部尚书姜师度,明明已经位居宰执,但却仍然有欠执政全局的视野,所关注最多的还是天下州县何处可以修埭通漕,偏科的严重。
宰相这个位置不止要沟通上下、作为帝王与朝廷沟通的桥梁,也要具备全盘的视野与通辨的能力,才能上如果有所短板,就会加倍的彰显出来。
过去几年政事堂官位轮换也有多员,但真正称职的却是不多,能够得一个中否相间的评价已经算是客气。这还是因为有圣人总揽大局,天下由乱转治、国力蒸蒸日上的大方向所导致的,宰相们的政治之功则就体现的不够明显。
过去数年,朝廷的执政脉络是从最初的由乱入治、恢复生产,再到重修武备、向外开拓,扩增财源、修律修典,到如今,内外都已经没有大的危患,或者说一些隐患都已经潜伏下来,难以再直接的察辨出来。
这样的局面,其实需要执政的宰相们拥有更强的能力,才能见微知著、从小处察觉并杜绝隐患的发展。
张九龄之所以能够成为开元最后一位名相,就是因为在他执政期间,能够从盛极一时的开元盛世当中洞察到许多的积弊与隐患,并在之后的年岁中一一应验爆发出来。
只可惜那时候的开元政局已经不复最初的开明包容,君臣承平享乐、讳疾忌医,没能进行系统性的自我纠错。
李潼虽然不失居安思危的觉悟与精神,但他毕竟高高在上、久居禁中,很难完全体会民间的疾苦,所以也就需要宰相们正谏匡扶,才能给世道局面的发展带来新的推动力。
因此对于张说,李潼也就有着更高的要求,除了才能之外,更看重其品德是否有了长足长进。张说归朝数年,一直都在考察期中,这一次主持今年的科举,便是一次阶段性的考核。
至于说截胡张九龄这个张说的干孙子,也不只是纯粹的恶趣使然。
能够得到前后几位宰相的欣赏举荐,张九龄才学自然已经颇有可赏。得到圣人的关注后,更不需要再走原来的老路、投身张说门下。
李潼是打算将张九龄培养为张说的竞争者,在未来无论是政坛还是文坛,都逐渐的将张说给取代掉,自然容不得两人相见两欢、其乐融融。
张说自然不知圣人这一番思路,他还没有真正上位,便给他准备了一个宿命之敌。若是知晓了圣人这一想法,怕是少不了要感怀圣人的用心良苦。
延英殿奏对完毕之后,李峤与张说便起身告退,而早已经在侧厢等候多时的宋璟也被宫人引入了殿中。
“臣叩见圣人!”
宋璟趋行登殿,先作大礼参拜,直至殿中响起圣人口称免礼,这才缓缓抬起头来,及至见到圣人正一脸亲切笑容的垂眼注视着他,神情便又不免激动起来,再作稽首道:“旧者使命出京,天颜一别经年之久,臣幸不辱命、归来再拜,窥我主上盛态如昨、音容不损,感恩苍天、庇我明主,唐业壮盛、盛斯一身……”
李潼听到这话,不免大笑起来,终究还是感情深厚的老同志让人感动啊,久别重逢,旁人或许感慨世道之变迁、君威之日盛,唯有宋璟感动于圣人还是跟当年一样帅!
当然这话也不只一人说过,但从宋璟口中说出则就显得更加动听,因为在他口中讲出才更像是事实。
“昔年情事,亦常萦绕怀中。但今眼望卿,却已经不是故态。宋卿身系重任,使远繁劳,匡社稷于边土、复唐威于东胡,国肥卿瘦,增损之间,让人感动啊!”
李潼站起身来绕过御案,亲自将宋璟搀扶起来,君臣对望,彼此眼神中都充满了久别重逢的喜悦。
待到各自归席,李潼才又问起一些平灭粟末靺鞨的细节。
虽然说早年张仁愿入朝的时候,辽东方面的东胡问题已经颇有改善。但是乞四比羽所率领的粟末靺鞨仍然滞留海东,且背后还有新罗人的暗中扶持,一些高句丽与百济遗也都向彼处靠拢,靺鞨人的势力一度壮大到十万户之巨。
宋璟到任之后,虽然也在积极征讨靺鞨贼众,但当时东北并非大唐主要用武之地,加上乞四比羽得到新罗的暗中支持,一直游遁于海东与大同江南北高句丽故地,始终抓不到全歼其部的机会。
一直到了开元七年,事态才迎来了新的转机,新罗的孝昭王英年早逝,但却并无嗣子继位,只能求访大唐,希望大唐能将作为质子的王子金隆基遣返册封。
当然,金隆基也并不是新罗国王的唯一选择。新罗奉行骨品制度,拥有王位继承权的圣骨早在多年前便已经断绝,自武烈王金春秋之后便都由真骨家族继承王位。
虽然一部分新罗贵族仍然希望武烈王金春秋后嗣为主,毕竟新罗是在金春秋父子手中完成了半岛上的统一。但也有一部分新罗真骨家族认为武烈王世系享国已久,如今既然绝嗣,那便是天夺其眷,并不想将金隆基迎回,而是由其他真骨家族继承王系。
因为新罗内部发生的混乱,一直到了开元八年朝廷才接到新罗所投递的国书。
当然在此之前针对新罗的内乱也已经有所商讨准备,为此甚至叫停了向漠北郁督军山出兵的计划,以泉玄隐与黑齿俊这两个高句丽与百济遗民的代表为使节,护送新罗王子金隆基归国继统。
彼时朝廷已经做好了唐罗之间再开始大战的准备,宿将杨玄基、张九节等也都各领河北人马奔赴营州待命,靺鞨人的存在反而成了一个次要问题。
然而这一场唐罗大战终于没有打起来,毕竟高宗年间唐罗之间之所开战,一者在于新罗国内群情统一,二者还有百济与高句丽故地的巨大诱惑,第三大唐还身陷与吐蕃交战青海、两线作战的泥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