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那一场政治余波,也因为时任东南转运使包拯的出面,帮他扛过了,使王安石能够在江海关副使的位置上,切实地将他在中枢之时所见所学所思,进行实践验证。
范仲淹的门生故吏有许多,其中不乏出类拔萃者,很多人也长期在帝国政坛上活跃着,扮演着官僚阶级中坚力量的角色。
然而,若说对范仲淹为政之道继承最深的,还得是王安石,他毕竟属于“关门弟子”,还是手把手带着实践的那种。
而王安石最与众不同的是,他在继承、研究“范学”的同时,往往注入自己的思考与见解,在许多事物的看法与见解上,多有独到之处,尤其在帝国财政、经济与民生事务上,在为政之道,他更偏重于“术”。
在江海关副使的位置上,是王安石将他为政之术与实践相结合的一次重要尝试,不管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对他政治生涯与仕途升迁,都有十分积极且重要的意义。
十年前,外放之前,范仲淹还曾顾虑,以王安石刚直乃至刚烈的性子,在饕餮与蠹虫扎堆的东南官场,难以长久,怕他刚极易折。
但是,王安石用事实证明,范仲淹的顾虑有些多余。或许在许多事务与现状上,王安石都看不顺眼,都亟欲改之的冲动,但他并不是毫不知进退。
他这样一个博学聪明,又久经历练、见识过众多政治阴谋、旋涡的官僚,怎么可能只会蛮干。他懂得屈伸,也懂得抓住主要矛盾,如何通过妥协、迂回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尤其在自己权力、地位还远远不足的时候。
江海关任上,王安石对海关制度,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进与完善,比如引进民间已然相当成熟且盛行的复式记账法,提出“总账法”的概念,改进统计办法,对税收程序进行规范以覆盖税收环节减少税款流失,上表建议对商品海关关税进行重新拟定,引入更多精于算术统计的吏职人员进行管理。。。。。。
总结地来说,王安石做的,是扩大蛋糕的一种行为,在现有制度模式的基础上,引进、总结、改良办法,释放这套体制本身具备的潜力与能力。
结果,大获成功,在进出口岸商船、贸易规模没有明显增长的情况下,江海关的岁入,却有了显着的提升(接近一成)。
就这一点,甭管让围绕着江海关产生的灰色利益链条有多愤恨,王安石至少让朝廷看到了他的能力与功绩,在江海关内部也建立了巨大的威望。
当然,作为一个副手,能够推进这么多关务改制,也因为当时的江海关总税务使张琦有关。张琦出身于帝国海军另一世家张氏(海陵侯张彦卿),他对王安石提出的改进,很是支持,任其施为。
而张琦的投资,显然是成功的,他得以藉此,成功上调进京,担任枢密副使。王安石则顺利扶正,正式接掌江海关,有了此前的基础,方才大刀阔斧,对江海关存在的一些乱象与弊病,进行整改。
与张琦的一番合作交往,使王安石与海军派系建立了一道微弱的联系,至少,王安石表现出的鼓励海贸、重视海军发展训练的理念,很受认可。
王安石掌权期间,走私、偷税、逃税、贪腐,等一系列涉及官商勾结、暗中食利的现象,得到了空前力度的扼制,也使“环江海关一线”,哀鸿遍野。
最终,在两年半之后,随着王安石被调走,那种“紧张压抑”的氛围,才有所缓解。当然,王安石离任的时候,比起他下东南时,江海关的岁入足足提高了三成。
凭借着这显着的功绩,王安石得到升迁,调得也不远,江南道首邑,江宁知府,开始他在政务、民生上的实践。但是,王安石善理(敛)财的名声,也传到了最高层。
在江宁府,王安石只干了三年,但对他综合能力的锻炼提升,是显着的。后以上海市政务紊乱、民怨四起,在时任都察使的包拯举荐下,王安石得以调任上海,管理这座将近百万人口的帝国第一港口城市。
而此时进行着的这场珠算大会,恰恰是王安石提出来的,由上海衙门牵头,总税务司协办。珠算,自从发明出来,就获得了迅猛发展,成为官方民间最重要的计算工具,开宝、雍熙年间,朝廷还专门进行了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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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下来,珠算在帝国全域内,已然彻底铺开,算盘也成为那些账房先生最显着的标志,从官府到民间,也出现了数之不尽的“珠算高手”。
然而,由官府组织,进行这样一场“珠算比赛”,却还是头一次,在上海,乃至江浙民间,都引起了不小轰动。不只是比赛新颖,更因为,上海衙门与江海关总税务司,都发布告文,要从珠算大会的优胜者中,选取一批人才,充入官府为吏。
这吸引力,自然成倍的上涨,江浙由于经济富裕商业繁荣,本就是珠算大行其道的地方,大几十年发展下来,民间可谓卧虎藏龙,因此这场大会,许多珠算界的“龙虎”都冒出来了,竭力地在算题比赛中,表现着自己手脑结合的敏捷算力。。。。。。
而王安石组织这样一场比赛,除了继续鼓励算术、推广珠算,并从中选拔人才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出于他治政实践的考虑。
经过这么多年治务经验的累积,他越发倾向于,对帝国官府内部职能进行更清晰、更专业的职权划分,而这,显然需要更多“专业性”人才,这仅靠各吏政学校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同时那些学校的教学实践内容,王安石也有诸多看法异议。
范仲文、林恢、王安石者,或许出身、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毫无疑问都是当前大汉帝国统治阶级的中坚力量,同时,在他们身上还能看到一些“技术官僚”的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