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一连持续了好几天,打球是不可能打球的,篮球馆也轮不到你,我便约上几个不考研的呆逼捣了两场台球,大家都很惊讶,说,你个逼也太放松了吧。
是的,诚如你们所言。
说不好为什么,我甚至连陈瑶都不太想见,早饭基本上各吃各的,午饭和晚饭能推就尽量推,几天下来,她倒也没什么话。
直到一个周六中午,在二号餐厅排队打饭时,她突然就爆发了。
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的老伙计咬着牙把一只不锈钢碗重重摔到了地上,于是它就弹了起来,足有半人多高,跟着“咣当”、“咣当”、“咣当”跳过洗碗池旁的过道,一路滚到了餐厅门口。
不光我,所有人都惊呆了,虽然很快他们就笑了起来。
余下的餐具也没多好命,被重重地扔回了餐具车上。
等我捡回碗放好,再追出去时,陈瑶已拐过一道弯,无奈路滑,我拼命小跑,她可劲快走,足有个两三分钟我才拽住了她的胳膊。
陈瑶的眼圈连同小半个鼻子都红红的,她用力甩开我,戴上卫衣帽,竖起衣领,把拉链一路拉到了鼻尖。
接下来,她在前,我在后,就这么走了好一段,喊了几声,她都没理我。
快到开水房时,我猛地冲上去,一把给她抱了起来。
老伙计惊呼一声,开始使劲捶打,她瞅瞅周遭来来往往的人,板着脸小声让我快放下。
我把手伸她脖子里捂了捂,挣扎着尖叫几声后,她就笑了。
在川菜馆吃上火锅时,陈瑶翻翻眼皮,说我啥脾气。
我说:“你啥脾气。”
她哼一声,说好歹比我强。
沉默了有个十来秒,俩人都笑了,轰隆隆的,比环绕周身的麻辣油腻都要浓郁。
关于母亲和我到底咋回事,她从没有问过,只是故作老成地说:“你这么大人了,咋跟小孩一样?”
我能说点什么呢,我笑笑,半晌才“靠”了一声。
陈瑶说不知平安夜乐队能搞场演出不,我说这得等大波回来,她说解散前怎么也得搞一场吧,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
关于考研,书当然还得看,因为陈瑶说:“你到底行不行啊,别准备大半年,连个研究生都没考上,丢死个人!”
为了防止丢人,我一连加了几天班,把《法理学》和《民诉》从头到尾又过了一遍,至于公共课,麻烦是麻烦点,但从技术上讲到底是小菜一碟。
母亲给我打过好几通电话,有的接了,有的没接。
就算接了又能说点什么呢,无非是她叮嘱我好好吃饭、好好看书,有啥事考完研再说,余下便是沉默,偶有一次她说起自己时,我怒冲冲地挂了电话。
大雪过后的一个晴朗晌午,母亲到平阳来看我,错了好几个电话后,我才接了,我让她忙自己的事,不用过来了,她沉默片刻,说人就在校门口。
临挂电话,她让我把那几件沾血的衣服拎出来,她要拿回家好好洗洗。
母亲并没让我喊上陈瑶,但我还是喊了陈瑶,结果后者一番推诿,就是不去,她笑得呵呵呵的,不忘提醒我的脾气肯定比她臭。
没有办法,我只能一个人去。
母亲一身黑色长款羽绒服,戴了顶黑色皮帽,两手操兜,穿着黑皮靴的脚不时在地上跺两下。
我不知道她等了多久,反正远远看见我,她就招招手笑了,白围巾在阳光下是真的白。
她问咋不见陈瑶,我说忙,她问上哪儿吃去,我说随便,第一次,她没有因为这个回答而调侃我。
冷冰冰地吃了顿热饭,除了母亲说了几句剧团、学校和奶奶的事外,也没了其他话语,她问起考研的准备情况,我只是埋着头哼。
这次母亲给送了条棉被和几件衣服,还有陈瑶的煎饼,大肉馅和糖油馅的都有。
她说钱打我卡里了,让我自己去买件衣服,有陈瑶参考,她也放心,当然,没忘叮嘱我不要乱花。
末了,她“咦”地一声,问我她要的衣服呢。
瞅了眼那始终低垂的眼帘,我终究没忍住,把脸撇过一旁,小声说忘拿了。
母亲似乎抿了抿嘴,什么也没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