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
这次徐云推荐组织上选中的落点计算顾问,正是束星北。
此人乃是一位华夏近代科学史上非常特殊的学者,性格古怪到建国后可能仅此一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当时在地球的另一端,25岁的华夏留学生束星北收到了母亲从故乡寄来的一封家书,辞去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助教职位,毅然回国。
回国后。
经在蓝衣社任社长的大舅哥凯悌介绍,束星北来到金陵的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
某日光头来学校视察,校领导特意安排了束星北在内的几个教授接受召见,因为对光头对日不抵抗政策的不满,束星北将这次召见变成了“面斥”,当面炮轰光头,几次让其下不来台。
光头留下一句“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愤然拂袖而去,而后束星北便被炒鱿鱼了。
后来束星北去了浙大,新华夏成立后留在了大陆,数次怼同行怼领导,在学校的时候喜欢喝酒,喝醉了就去打领导,当时事务主任杜道周被他打的头破血流,甚至连自己的老师都打。
竺可桢开始还很维护他,奈何后来他连竺可桢也骂所以后来大家都怕了他了,就给他换了单位。
结果到了束星北到了海岱省依旧继续喝醉骂人,单位无奈,就让他去看起厕所。
在兔子们第一次洲际导弹实验的时候。
由于需要一位能够计算事实数据的顾问随同出发,王淦昌便保举了束星北出马,最早这位73岁高龄的学者靠着一根笔一张纸,计算出了导弹最佳的落点和打捞时间。
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逝世。
去世前,他把自己的遗体捐给青岛医学院。
他说自己的大脑超乎寻常地好用,七十多岁了,还能够和二三十岁一样思路清晰活力无限,希望死后解剖自己的大脑,以作医学研究之用。
但是他去世时,正赶上医学院换班子,无人顾及此事。
等到半年之后有人想起来时,尸体早已腐烂。
最早束星北的遗体,被两个学生草草埋葬在学校篮球场边的双杠下面。
他是一位经历坎坷的物理大师,人生数十载并不算顺利,甚至可以说相当坎坷。
但更令人遗憾的是。
束星北在去世三四十年后,居然被很多恨国党树立成了被迫害的典型,为此还造出了大量的谣言来攻击国家。
比如很多人将其称为华夏卫星之父,还有人称其担任过爱因斯坦的助手,但实际上的真相压根就并非如此。
譬如所谓的华夏卫星之父,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建国之前,物流曾经搞了一个雷达项目,项目负责人并不是束星北而是葛正权。
那个项目最终没有搞成,甚至连物流都没脸提这事儿。
至于新华夏第一个雷达是仿制的毛熊雷达,叫做314甲中程警戒雷达,由申仲义先生带着电科14所的人于1953年研制的,束星北并未在其中挂名,甚至不在电科14所的单位里头。(注:所以我写气象多普勒雷达的时候写了保铮和孙俊人,并未提及束星北,当时还有人问我咋回事不写他)
至于爱因斯坦助理
这事儿其实是束星北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个谎言——所以才说他性格很特殊,对自尊敏感到了一个很畸形的程度,甚至不惜自己编造谎言。
他在1979年3月9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了这篇文章,题目叫做《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文中描述他于1928年5月在德国柏林大学拜访了爱因斯坦,经过一番谈话之后,爱因斯坦决定聘请束星北做他的研究用手,每月给他120马克的薪水,时间是1928年下半年至1929年上半年。
《爱》文中述及他与爱因斯坦讨论学术问题,协助其工作,到其家中做客。
但实际上呢。
根据许良英先生的查证,束星北在1928年10月已到爱丁堡大学读书了,并不在柏林。
同时期间老爱只是挂名担任教授,身边只有4位研究助手,当中并没有束星北。
真正石锤这个谎言的证据出现在1997年10月,当时许良英先生收到了胡大年从美国寄来的一份重要资料。
胡大年原是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硕士毕业生,专业方向是研究物理学史,与许良英有师生之谊。
胡后来到海对面攻博,研究论文还是绕着爱因斯坦转,他在爱因斯坦档案馆检索文献时,查到了束星北在1943年12月17日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